（作者：卜风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樊迟名须，字子迟，生于公元前 515 年，春秋末期鲁国人，是孔子之后卓有成就的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樊迟请学稼”见载于《论语》之中，在农史学家眼里，樊迟问稼反映的是先秦农学已经取得一定科技成就并产生相当社会影响，值得一学。而历史研究中对这一事件也给出了若干解释，有些甚至互相抵牾。不过，大家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孔子及其儒家者流对农事活动有一种排斥情绪，此即为“道不同，不与谋”的学术写照，故《论语·子路》曰：“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显然，这种理解带有一定主观倾向性，要准确理解樊迟问稼的精确含义就需要对整个事件的缘由经过及其文化环境统一起来进行考察，对文本信息之下的隐含意义剥丝抽茧，对樊迟问稼和孔子论稼两个层面的内容进行条分析缕，对孔子时代的儒农关系从总体上理清脉络。当我们把儒家、农家作为先秦诸子置之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环境下考察时，诸如樊迟问稼的动机因缘、问稼之具体内容、问稼的对象选择、问稼的目的及问稼故事在儒学发展中的影响等问题都很值得思考和分析研究，藉此或许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樊迟问稼故事及其蕴含的历史意义。
一、樊迟问稼时代有农家三学
先秦农家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专门研究农业历史的专家学者迄今对此也无定论，有主张农家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有笼统地将先秦农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的，但对先秦农家的特殊性则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即先秦农家是一个兴起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以农立言的群体组织，与秦汉以后的农学家有着一定差别。虽然有人也注意到先秦农家的内在差异，如许行与后稷的差别，但并未涉及先秦农家的分化及其相互关系。樊迟问稼故事则为我们了解先秦农家以及农家内部关系提供了新的启发和思路。
先秦时期的农家已经分化，农业旨趣表现迥然各异，出现农官（农稷）之学、农技（神农）之学和农户之学三种流派，在此可称之为农家三学。农官之学即官府农学，名为农师，是政府机构中重要的负责人之一，规划井田，敬授民时，组织农业生产活动。虞夏时期周族始祖后稷即为“农师”之职，所谓教民稼穑，应该是一种农业组织管理工作。殷墟甲骨文中所记小耤臣、小刈臣、小众人臣等职官分别掌管农业生产中耕种、收获等不同阶段的农事安排。后来《周礼·大司徒》中专门设立了大司农，位列九卿，显尊一时，农官系统也日渐成熟，出现多种层级和多部门、多环节的职掌吏员，如司徒、司稼、司田、后稷、载师、闾师、遂人、遂大夫、县正、酂长、里宰、廪人、仓人、农师、农正、农夫、农大夫、田大夫、治田、田、田甸、甸人、甸师、保介、草人、稻人、土训等。《左传·昭公十七年》有“九扈为九农正”之语，其中“九农正”一职即专事教民稼穑的农业官员。农技之学即神农一脉，掌握耕稼树艺农作技术，传播四方，后来的古农学家延续了其衣钵并有所发扬，遂成农家正宗。
神农之学源自神农，专事树艺百谷，为先秦农业技术流派之正宗，后来所谓农学家多奉神农为始祖，也出现了托神农之名的农学著作。另有许行一家，从其自耕而食的行为看与神农学派有一定技术关系，但许行农家更专注于农业生产组织和农村社会生活，倡行自食其力，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所萌生的五口之家小农经济。许行农学产生于孔子之后，约与孟子同时，樊迟问稼时代尚处于并耕公田的农奴制阶段，许行农学自然不在樊迟学问范围之内，因此，樊迟问稼的主要内容应该在农官之学与农技之学中间有所选择。
解决樊迟问稼内容之关键在于如何解读孔子论稼，这是过去研究樊迟问稼故事几乎从未关注的学术问题。孔子论稼的文字不多，且分散而不集中，但其中内容思想相当明晰。在此缀合孔子经历、答问樊迟和评议南宫三件事，即可看出孔子与农学关系的问题端倪。
《论语》中借他人之口描述了孔子的农事知识水平，即《论语·微子篇》中所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似乎孔子对于农事知识完全是门外汉作为。《庄子·盗跖篇》也说孔子“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刻意夸大孔子与农业的远距离关系。但从孔子成长历程看，孔子本人对农事活动是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孔子三岁丧父，自小家境贫寒，二十岁后就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畜牧的“乘田”等地方事务管理工作，《论语·子罕》：“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多能鄙事之中，既有农事管理的繁琐事项，也可能有躬耕陇亩的劳苦农作。即使孔子不亲力亲为耕稼树艺，也会耳濡目染，熟知农事活动的技能知识，如此才能担当得起“多能鄙事”的“能”字含义。
但是，孔子青少年时期艰难的生活和奋斗历程并没能使孔子对农业倾注更多情感关注，《论语·为政》中孔子倾诉了自己成长的心路历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自此以后，孔子选择了一条迥异于农业生产的人生道路，尽其毕生精力弘扬儒家仁义学说。在不妨碍儒家主题的前提下，孔子对于农业生产和农家学派也能做出善意的、客观的评价。《论语》卷七《宪问》第十四：“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孔子答问南宫，赞扬南宫为君子的同时，也肯定了禹稷躬耕的农事意义。孔子在南宫面前的态度与樊迟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因为大禹和后稷二人虽有躬耕之名，但是其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工作重点在于农事管理（农官之学），而不是局限于百亩之田的耕稼树艺（农技之学），犹如周礼籍田，后世尽可以用勤于稼穑的字句尽情描写，但是籍田者的示范性质并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农学的一种倾向性态度，即在先秦农家学问体系中较为肯定农官之学。也因为这样原因，樊迟问稼与孔子论稼之间就出现了一定的语义偏差。樊迟请学稼偏重于技术手段和生产技艺的训练学习，在先秦农家之农官之学与农技之学二者中间选择了耕稼树艺的技术措施作为研习内容。孔子则在专注儒学教义的前提下，也敏锐地感知到儒学与农官之学之间在精神追求方面的一致性关系：仁者爱人即为爱民，籍田教稼也是造福万民；前者为指导思想，后者为社会实践。孔子可以坐而论教稼之道，却不愿意指导稼穑作业的具体方法和技术要点。
二、从樊迟问稼之对象看先秦时期的儒农关系
孔子时代诸子百家自成派系，各有术业，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已经形成并有了各自独立的发展。在自然科学层面，科技史研究者基本认定春秋战国时期科技发展已在技术发展基础上进入科学发展阶段，《尚书·禹贡》、《管子·地员篇》等文献标示着科技专篇时代学科分化正在进行、体系构建尚未完成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樊迟问稼已然超越了儒家学派的学科义界和专业范畴，孔子的推辞和不满并非基于樊迟的问题内容以及问题的难易程度，而是考虑到农学与儒学属于百家学问之列，作为儒家宗师的孔子一方面不愿意回答明显跨行越界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规劝樊迟专心儒学的心绪情节。类似故事在孔子弟子曾子那里也有发生，《论语·泰伯》中曾子就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在曾子看来“笾豆之事”有专门之人执掌，并非儒者所贵之“道”，儒家所贵在仁在德，即如《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
樊迟进入孔门，当为儒生，儒者学习仁义之道属于本门专业，其他学问则归旁骛之列。在孔子看来，教学可以因材施教，但学问必有专门范畴。故在樊迟问仁时，孔子可以不厌其烦，三次解答，甚至孔子解释之后，其他弟子也帮助辅导。
《论语·雍也》中樊迟第一次问仁：“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颜渊》中樊迟再次问仁，孔子再次作答：“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智，子曰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子路》中樊迟问仁不逮，三问于孔子：“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孔子的态度在樊迟问仁与樊迟问稼两件事上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诲人不倦，后者欲言又止。樊迟问仁，属于儒学本业，也是孔子之专业特长，孔子有义务、有责任教导学生，并采取不同的解说方式解释仁的含义。樊迟问稼，对孔子而言属于他人学问，面对见异思迁、不能专心学习的樊迟，孔子理应当头棒喝，促其迷途知返。
春秋战国时期科学分化的社会群体各自有了明确的学问追求，儒、道、墨、名、法、阴阳、兵、农、纵横、杂、小说等各家学派，自成体系，学科界限日渐明晰，学派认同的理念也日趋强烈。是故儒者追求仁义，道家取法自然，农家专注耕稼树艺，兵家讲求诡计谋略。儒家与其他派别之间的关系，既是彼此竞争者，又是对等并列者。各家各派之间相互关联，又相对疏离。《孔子家语》卷第四《六本》第十五：“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也。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居国有道矣，而嗣为本；生财有时矣，而力为本。置本不固，无务农桑；亲戚不悦，无务外交；事不终始，无务多业；记闻而言，无务多说；比近不安，无务求远。是故反本修迩，君子之道也。’”各家弟子一旦登堂入室，轻易不会改弦更张。《孟子·滕文公上》所言：“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在孟子诘对言辞中，表面看是针对许行农家之举的局限性予以批驳，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孟子对陈相弃学行为的指责。墨子也曾修习儒学，后因不满儒学礼教之繁琐而自成墨家兼爱体系，遭到儒家生徒的大肆批评。即使同样偏离儒家正统学说的荀子对墨子此举也不能容忍，愤而指斥他为“役夫”。
或许这里有孔子对农学的别样评价，但更不能忽视这种别样评价的文化背景恰好就是孔子弘扬儒学的时代使命。当禹稷躬耕符合儒家精神时，就要大加赞扬；当樊迟问稼明显偏离了儒家学问范畴时，就要加以适当劝阻。
三、樊迟问稼意在探求儒农关系的同一性
孔子时代儒家对农业的基本态度是客观而又审慎的，既不因为农业生产之辛劳而刻意贬斥，也不因为农业管理者的社会地位而曲意逢迎。孔子对农业的评价完全站在儒家学派的立场上有取有舍，有利于儒家则褒扬之，有损于儒家则贬斥之。在儒家看来，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儒学大师与“耰而不辍”的长沮桀溺并无高下之别，不过是鸟兽不可同群，根本差别在于道不同而已。《论语》卷九《微子》第十八：“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造成孔子时代儒家与农业之间行业认同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农业仅仅是社会的一个产业部门，社会上层多不好农事。《孔丛子·抗志》第十记录了当时农家子弟入仕无门的尴尬境地：“子思曰卫之东境有李音者。贤而有实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农夫也。卫君乃胡卢大笑。曰寡人不好农。农夫之子无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称李音、称其贤才也。周公大圣。康叔大贤。今鲁卫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虽善农。则音亦未必与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则臣所谓有贤才而不见用，果信矣。臣之问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实也。今君不问李音之所以为贤才。而闻其世农夫因笑而不爱。则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实者也。卫君屈而无辞。”孔子及其门生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寻求机会有所作为，施行仁政于天下。
其次，孔子及其儒家门徒对农业持相对客观的评判意见，并在农业认识的基础上，催生了早期的民本思想。相对于许行之徒的特立独行，儒家弟子樊迟却在探索一条适宜于儒者的农业道路，即在儒家与农业之间寻求建立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论语》中针对樊迟问稼，孔子不以为然，但孔子并没有注意樊迟问稼的目的何在。从樊迟问仁一而再、再而三的“学而不厌”志趣来看，樊迟并非鲁钝之辈，如朽木一般不可教不可雕，而是精思熟虑；从樊迟往后所达到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看，他继承孔子事业兴办私学，成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内的领军人物，秦汉以降直至明清备受礼遇尊崇，唐赠“樊伯”，宋封“益都侯”，明称“先贤樊子”。
樊迟问稼，并非樊迟一时兴起，肆意妄为。在他日常修习诗书礼易乐春秋的过程中，樊迟感知到求仁求智的儒家学问与耕稼树艺的现实社会之间有相通之处，才从儒者的角度问稼学圃。因此，樊迟问稼非为稼穑作业，而是问儒学如何定位农业，如同仁义之道于儒术一般，稼穑之道的精义如何解释如何理解，樊迟问稼是为儒学在知识层面能够汇通邦国经济并使孔子的儒学从人伦礼仪扩大到国计民生、从忠君贤臣转移到黎民百姓，进而广播天下做好思想准备。
在孔子诸多弟子中，关注农业问题并非自樊迟始，也不是仅仅樊迟一人，但樊迟问稼直指农耕作业的根本技能并藉此导向儒农关系问题，相对于颜回等人志向追求的理想化描述和单向度解释更有现实社会意义。《孔子家语》卷第二《致思》第八：“孔子曰：‘虽然，各言尔志也，小子言之。’对曰：‘回闻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类异也，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用其辩矣。’夫子凛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对曰：‘夫子何选焉？’孔子曰：‘不伤财，不害民，不繁词，则颜氏之子有矣。’”
造成孔子及其诸门生弟子在农业问题上偏持一词的根本原因在于孔子时代儒学待兴，正在寻求社会认可并实现其社会理想。当是时也，孔子周游列国以求施展政治宏图，门生也是跃跃欲仕，儒家与政治之间的单向度发展虽不乏成功案例，但总体上并无助于儒学昌兴。樊迟在此背景下问仁、问智、问稼，孜孜以求，学问不厌，完全是君子好学之行为表现，非小人也。也许在孔子面前，樊迟不能明言儒家执意仕进、疏离农业的局限性，但樊迟问稼却揭示了儒家面临知识改造之被动局面的内在原因。
第三，春秋战国时期对樊迟问稼做出直接回应的儒家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他们对孔子儒学都做了大幅度的修改，有扭转儒家乾坤之力度与功绩。但是孟荀二人思想远远超越了同时代儒家的认识水平，既不能为当时社会所接受，也不能为儒家同门所采纳。孟子、荀子思想变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迥异于孔子儒家的农业定位。《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中已经明确认定农业与道德教化之间的先后关系：“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荀子·荣辱篇第四》另有发微，指出仁政对于农业具有直接促进作用：“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
儒家立学之根本并不在稼穑之间，但儒家发展中却不得不一再与稼穑农事相互勾连嫁接，其中有儒家生徒固守仁义道德的无可奈何，也有重农形势迫使儒家学派延伸视野、因人而农的万不得已。相对于樊迟遭遇的问对诘难，孟子、荀子则生不逢时，直接被儒家正统力量忽视或猛烈抨击，直到汉代以后才被重新认识。樊迟、孟子和荀子之流在儒学思想派系中所处地位的时代变化，也可以看作是儒家对农业定位的一个风向标。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