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这批称为“侯马盟书”的珍贵文物，是了解古代盟礼的重要资料，从中也可以看到盟主在会盟中的作用和地位。
盟主既是会盟仪式的主持人，会盟之后，他实际上便获得了号令其他盟国的权力。春秋战国时期，会盟大多带有军事联盟的性质，因而盟主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时常在盟会上出现争做盟主的情况。吴王夫差在黄池会盟时，就曾与晋定公为争做盟主而发生争执。晋、楚之间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春秋中后期，晋、楚两国为争霸，连年征战。不仅给交战双方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也给周围那些弱小的诸侯国带来深重的灾难，各国都希望能尽快“弭〔mi米〕兵”，即停止战争。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戎分别与晋、楚等诸侯国的国君协商，达成在宋都(今河南商丘)举行弭兵会盟的协议。举行盟礼的那天，有14个诸侯国参加，而晋、楚两国都想利用会盟之机，成为盟主。楚国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凡赴会的楚人都暗中藏有兵甲。待盟礼刚一开始举行，楚人便抢先歃血。等到晋人发现楚人的意图，企图加以阻止时，为时已晚，只好让楚国主盟。
誓，在西周时期是指诸侯之间以语言为信约，即以口述的方式，提出某种作为自己或大家共同遵守的原则，即所谓“信约为誓”。誓，最初常作为会盟的一种形式，故往往合称为“盟誓”。但有时也可单独举行，称为“誓礼”。誓礼与盟誓一样，都要借助神的力量作为约束，使所有参加者不得违约，否则将受到神的惩罚。人们相信在诸神中，天神的威力最大，所以在举行誓礼的时候，经常假借“天”神，面天而誓，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对天起誓”，“向天发誓”。誓礼没有盟礼的仪式那么隆重、繁琐，不用杀牲、歃血。誓，也指古代帝王告诫将士，军将告诫兵士的言辞，多用于激励斗志，鼓励士气。至于后代将士出征或作战前的宣读誓言，即今人所说的“宣誓”，正是由此演变而成，它成为将士们自勉自励和自我约束的一种方式。一旦起誓或宣誓后，誓言便成为人们必须严格遵守的信约，是绝对不允许破坏和违背的。春秋时期，郑国武公的夫人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庄公和共[gong工]叔段，但她只宠爱共叔段，对庄公十分厌恶。后来，庄公即位，作了国君，姜氏极不满意，想方设法支持共叔段发展势力，以取代庄公。甚至在共叔段策划袭击庄公时，还准备为他作内应。庄公得知这一消息后，果断发兵击败共叔段，又将母亲姜氏迁出都城，安置在城颍(今河南襄城东北)，并发誓：“不到死后埋入黄泉，决不与母亲相见。”可事后庄公十分后悔，不该如此对待母亲，然而又有“誓”在先，不好违背。封人颍考叔得知后，积极劝导庄公，建议他掘地到黄泉(即地下的泉水，指埋葬死人之处)，在隧道里与母亲相见。庄公见这个建议既符合自己的心意，又不违背誓言，便欣然接受，随后派人在地下挖了一条隧道，终于与母亲相见，从此母子二人和睦相处。这则《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人重“誓”，绝不食言的风尚。誓，也是一种很郑重的许诺，一旦起誓或宣誓之后，便要承担誓言中所承诺的义务和责任。但在日常生活中，许诺或许愿则是十分普遍的。它虽不像誓那样郑重，却和誓一样受到人们的重视，“言必信，行必果”等，就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讲信誉，守信誉的传统美德。
会、同，也是宾礼中的两种礼仪，它们只是在形式上略有不同，所以通常是合在一起使用，即为“会同”，泛指古代诸侯朝见天子，也指诸侯合会。《周礼·大宗伯》记：“时见曰会，殷见曰同。”诸侯不在规定的时间去觐见天子，称为会；殷，众之意，指许多诸侯同时去觐见天子。当然指诸侯合会时，就没有这种形式上的差别了。诸侯们聚到一起，订立盟誓，即可以称为“会盟”，也可称作“同盟”，“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年》)。
锡命，又作赐命。赐，是古代上对下的赠予；赐命，则专指帝王赐予臣僚爵位(也包括官位)、服饰、车仗等的赏命，其礼仪就是锡命礼。接受锡命，必须要答谢回礼，所以锡命在礼节上以拜礼为主，而且相对比较简单，“君赐车马，乘以拜”(《礼记·玉藻》)。古人以能得到帝王的赐命，当作一种特殊的荣誉，倍加珍重。帝王赠予臣僚的一切，都要冠以“赐”的头衔。如赐官、赐田、赐宅等。若官吏遇事请假，假期已满仍不能归职，皇帝准许其续假，称为“赐告”(告，为官吏休假)；筵席上，皇帝向臣僚赠酒，亦称“赐酒”；即使是皇帝下令让臣下去死，仍要冠冕堂皇地称为“赐死”。唐朝中期，唐玄宗在位期间，由于宠幸贵妃杨玉环，而疏于朝政。加之重用奸臣李林甫、杨国忠为宰相，致使国内政局动荡，矛盾尖锐，终于酿成“安史之乱”。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叛军破潼关，攻入关中，唐玄宗仓皇从长安出逃四川。但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护卫的军队哗变，杀死杨国忠后仍“鼓噪不前”，又要求处死杨贵妃。唐玄宗唯恐叛军追赶而至，只得赐给杨贵妃一条白色丝帛，令她自缢〔yi义〕。所以“赐帛”也成了“赐死”的同义词。在唐宋时期，官服常以颜色区别等级，凡三品以上的官员，其公服为紫色；五品以上，至四品的官员，则着绯〔fei非，大红〕色公服。皇帝若对某官表示宠幸，常“赐紫”、“赐绯”，即赐官服，实际也是升迁之意，以示厚爱。
遇，即相遇、相逢，是指诸侯或官吏在事先没有商定的时间、地点突然相遇。“遇者何？不期也。”(《公羊传·隐公四年》)古人即使不期而遇，也仍然讲究礼节，按照礼仪的规定行事，于是便有了“礼遇”之说。当然遇时的礼节要比其他的礼仪都简单。西周时，诸侯外出，相遇于途中，往往要按主、宾礼互致问候，因此常以相遇之地距各自国都的距离远近来划分主、宾，以距离近的一方为主，距离远的一方为宾。官吏之间相遇，则按官位高下，施以不同的礼，而在这方面制定有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如宋朝制定的《百官相见仪制》中明确规定：下级官员若于途中遇见官长，必须采取停住马，侧立于一旁，或回避，或绕道而行的办法。“文武百官遇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并避。起居郎以下遇给舍以上，敛马。御史大夫遇东宫三师、尚书丞郎、两省侍郎，分路而行。”(《宋史·礼志》)若不按此规定行事，则被视为无礼，要受到处罚。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经过与秦国国君斗智斗勇，取得“完璧归赵”的胜利后，深得赵惠王的器重，被擢〔zhuo浊〕升为上卿，位居大将军廉颇之上。廉颇认为自己战功卓著，看不起蔺相如。一次，两人相遇于途中，按照遇礼的规定，廉颇应礼让蔺相如，但他自恃功臣，据路不让。蔺相如见廉颇毫无礼让的态度，深知大敌当前，当以团结为重，决定不与他计较，立即吩咐手下人绕道而行。蔺相如忍让、豁达的胸怀，后来又感动了廉颇。这位功劳卓著的老将竟“负荆请罪”，与蔺相如言归于好，共同抗御外敌。“负荆请罪”的典故，因此也成为流传至今的一段佳话。
第五节 嘉礼
嘉礼是古代礼仪制度中，内容最为庞杂的一种礼仪，它涉及到日常生活、王位承袭、宴请宾朋等多方面的内容，大致可分为饮食、婚冠、宾射、飨〔xiang享〕燕、脤膰〔shenfan慎凡〕、贺庆等礼。其中以婚礼、冠礼、射礼、飨礼、宴礼、贺庆礼最为重要。
冠礼，古代男子年满20岁时所行的一种典礼，即加冠以示成年。古代的女子也有相类似的典礼，是在15岁时将头发盘起，再插入笄[ji机，簪子]加以固定，而称为“笄礼”，也同样表示成年，只是仪式不如冠礼隆重。冠礼要在宗庙举行，主持者是将行冠礼者的父亲。首先，父亲要在行冠礼之前，先进行筮(占卜)，以确定行礼的日期和参加儿子冠礼的来宾。然后将行冠礼的日期告诉宾家。到了这天，行冠礼的席位安置在宗庙阼[zuo做]阶(堂前东阶)北端。待来宾到达后，将加冠者从东堂领出就席，由来宾为他梳头、挽髻、加簪(用于固定头发)、著[纟丽][li离，亦读xi洗，用于束发的黑色帛]。之后在父亲的主持下，由事先确定的一位来宾，十分庄重地为他加冠，即将冠戴在他的头上，但加冠绝非简单地把冠带在头上。冠礼规定，加冠为三加，即始加、再加、三加，每一加要分别戴上不同形制的帽子，代表着不同的寓意。始加，戴缁[zi资，黑色]布冠，表示该男子从此可以治人、治家；再加，戴皮弁(一种用白鹿皮缝制而成的帽子)，表示今后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