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藻〔即水草〕、火、粉米等纹饰)；祭社稷时着希冕(用细葛制成并加刺绣的服饰)；祭四方百物时，则着玄冕(衣服上没有纹饰)。由此可见，仅祭祀一项礼仪制度，就有多种不同的服饰及名称，在祭祀不同对象时穿着。因祭祀属于“五礼”中吉礼的范畴，所以这些服饰又统称为“吉服”。吉服又因等级的高下而有区别，即不同等级的贵族所着的冕服是不一样的，“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之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周礼·春官·司服》)。这里所规定的是不同级别的贵族在服饰上的最高等级：即公爵与天子一样，也拥有五种祭祀的礼服；侯、伯两等爵位只能拥有除衮冕以外的四种礼服；子、男爵则拥有除衮冕、鷩冕以外的三种礼服；至于孤，则只有希冕、玄冕两种礼服；卿、大夫只能有玄冕一种礼服。这里所规定的是不同级别的贵族在服饰上的等级差别，但在有些祭祀活动中，不同级别的贵族与天子均穿着同一种名称的礼服。如在举行祭祀四方百物的小祭礼时，天子须着玄服，而自天子以下，直至卿、大夫，按礼仪制度的规定，同样也着玄服。这与等级贵贱有别有序的礼制宗旨相悖，因此周礼又在服饰的款式上另外作出具体的规定，这主要是从冕冠上的冕旒的数量和长度、所缀玉石的颜色及数量上加以区别，以显示地位的尊卑高下。如同为玄冕，天子为冕板前后各有三旒，每旒12玉，共有72颗五彩玉石。 自公爵以下，玄冕的旒或玉石的数量依次递减，到卿、大夫这一级，其玄冕只有前后各二旒，每旒上有三颗三色玉石，总共才12颗玉石。
西周时期，在举行朝会时，是以弁服为礼服的。弁服有爵弁、皮弁、韦弁(用熟皮制作，且染成红色)等几种形制。其中韦弁又常作为戎服(又称田猎服)的服饰。弁只是帽子，而戎服往往是穿着甲衣。最早的甲也是用皮革制作的，而称为甲。其后才有了用铜等金属制成的甲，则称为铠。戎服是用于作战、打猎的服饰，具有防御和保护的作用。戎服主要是保护身体的要害部位，所以它实际是由胸甲、腹甲、披膊三部分组成。但如果不是在战场上，行军礼时，则在甲外披衣，称为衷甲，意指甲在外衣的里面。衷甲发展到后代，又称为战袍。
汉代以后，官制等级森严，尤其是西晋以后，以品级标志官位的高下，官员的服饰因此也作为礼服的一部分。根据穿着场合的不同，官服也分为朝服、公服、戎服、常服、章服等。在款式上更有了严格的区别：一是以服饰的颜色来区别官级的品位。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规定，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服紫，四品服深绯(红色)，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此后，紫、绯、绿三色成为官服的基本色调。至于黄色开始也不是天子专用的服色，唐朝初年以前，民间服黄也很常见。唐高宗时，洛阳县尉就曾着黄服，但有一天夜里外出行走时，遭人殴打。消息传入宫中，唐朝政府认为黄色非庶人能用，便下令臣民一律不得再着黄色。二是以“章服”制度区别高下，所谓章服，即规定服紫、绯(红)的官员入朝时，必须佩带鱼袋。鱼袋，是在用金或银装饰的袋中装入鱼符，符可以左右分作两半。这项自唐朝开始实行的制度最初是作为官员受皇帝诏令，出入宫城的身份凭证，凭左鱼符进宫，右鱼符出宫，即必须经过合符，确认“符合”之后才能准许出入，而且袋上还刻有官职姓名。宋代的鱼袋失去了这个作用，而是作为官位高下的标志，鱼袋也改为在袋上用金或银装饰成鱼形，通常系在腰间的革带上，垂于身后。宋代官吏以受赐金紫(金鱼袋、紫服)、银绯(银鱼袋、绯服)为殊荣。以官服的颜色及所佩饰物的不同，来区别官位的高下，其标志是十分明显的。人们见其服，便知其位。尽管如此，明朝又在官吏的礼服上，再加一个“补子”，作为官员品秩的标志，又使这种标志更为明显。所谓补子，实际是一种服饰，即在官服的前胸和后背处，分别缀上一块方形绢帛，上面绣着各种不同的图案。同一件官服前后两块补子的图案是一样的。这种缀有补子的官服，就称为补服，清代也称为补褂。明、清两朝补子的图案虽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文官的补子以禽为图案，武官以兽为图案。
三是以冠的形制标志品位。在历朝历代官僚的服饰中，也有许多种类的冠，这些冠在形状、式样和颜色上依官位高下而各异，如朝服中所戴的进贤冠，就有冠梁数目多寡的区别。宋朝中期曾规定，自七梁至二梁，将进贤冠分为七等。从亲王以下，官降一等，冠减一梁。除此之外，头上所戴的帞头(又称为幞[fu福]头)，服装上的纹饰，腰间的束带，上朝时手中拿的笏，甚至脚上穿的靴、履等，对各品级的官员都有具体的规定。由此而形成了历朝历代的服饰制度，并以此作为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入清以后，官服在制度上不仅更为严格，其装饰也更加复杂。除补服外，清代的贵族和官僚头上还戴有顶子和花翎。顶子是一种冠饰，即在冠上加一个用珍珠或珊瑚等装饰而成的顶。顶子也是区别官员等级的重要标志，官位越高，顶的级数就越多，珠子的数量也越多，质量和装饰也就越讲究。顶的最高级数是三层，但这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享用。至于珠子、珊瑚在顶上的装饰也同样表现出等级的差别。皇帝和一品文武官员都以珍珠为顶，当然有数量上的差别。但自二品官以下，不分文、武官员，顶子都不用珍珠为饰，或用珊瑚，或用宝石，或用水晶。因为清朝官服中的顶子是为官的标志，所以某官被革职，也就将他的顶子摘去。花翎也是一种冠饰，即在冠上顶部向后垂下一根雀尾的翎羽。花翎与顶子一样，也是官位高下的标志。其区分的标志在于翎羽末端的“眼”。所谓眼，就是指在翎羽的尾端有十分鲜明的圆圈状羽纹。常见的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没有眼的翎羽称为兰翎，戴兰翎者其官位是低下的，而官位越高，眼的数目也就越多。
第三节 礼乐
音乐在古代社会中，既是人们娱乐的方式之一，也是人们借以修心养性的重要途径。唐代著名的史学家杜佑曾对“乐”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夫音生于人心，心惨则音哀，心舒则音和。然人心复因音之哀和亦感舒惨。”“咏歌不足，故手舞之，足蹈之，动其容，象其事，而谓之为乐。乐也者，圣人之所乐，可以善人心焉。所以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无故不彻乐，士无故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畅其志，则和气不散，邪气不干。”(《通典·乐一》)杜佑的这番话，先论述了“音”(音律)与“心”(心理、感情)之间的关系，心情感到凄凉的时候，音也就悲哀，舒畅而愉快的时候，音就和谐。反过来，音律的悲哀、和谐也会影响到人的感情和情绪。其后，他又论述了“乐”的作用。当以音伴歌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感情时，便要用手和足进行舞蹈，同时要带有表情，符合所要表达的感情，这可以称为“乐”。圣人之所以用“乐”，是因为它可以使人性从善。因此天子直至士都以习乐为礼，用它平和自己的性情，抒发自己的志趣。“乐”由于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古人便将它与礼相配，以增添礼仪活动时的气氛，使人们受“乐”之感而遵礼行事。孔子就曾因春秋时期社会及各阶层的大变革，哀叹当时的时局是“礼崩乐坏”，这也说明礼和乐的关系。
统治者对礼和乐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的认识，更多地是出于统治的需要。在《礼记·乐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意思是说，音乐的作用在于使人心和同，礼仪的作用在于区别尊卑贵贱。人心的和同，能使人们相亲近；有了尊卑贵贱的区分，能使人们相敬。不过，过于强调音乐，又往往使人沉湎而忘返；过分讲究礼仪，则又会使人们相互隔阂，而缺少亲近之感。因此正确地处理好礼和乐的关系，便可以保持人们的礼貌。如果确定正确的礼仪，尊贵者与卑贱者便有了明确的界线；如果有同声和谐的音乐，则使上下等级之间有了共同的感情，而人心相合。这段话点出了将音乐用于礼仪的目的，实际上是将乐作为礼的一种辅助，来弥补礼的局限。
以乐和于礼，是古代礼仪制度的一个特点，这也同时赋予乐以极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周礼曾规定，以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来祭祀鬼神、和好邦国、统一万民、款待宾客等。正因如此，在举行礼仪活动时，奏乐、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