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官学的变化与调整
南宋中央官学的基本设置，并没有超越北宋官学体制的框架，其中所进行的调整也未导致南宋中央官学总体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两宋中央官学的体制仍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主要体现为一种形式的对应，而不是一种全面地继承和守成的实质性关系。不过，在南宋150多年的历史中，中央官学范围内仍然先后发生过一些具有政策导向意义、足以显示南宋教育特征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官学的设置、考试制度和内容、教育指导方针的厘定等各个方面，有些内容对南宋教育的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
南宋中央官学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太学内部。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后，兵事稍息，即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在临安府钱塘县西岳飞旧宅设置国子监太学。太学设置仍仿北宋三舍法，生员名额700人，以后又屡增养士名额，至绍兴十六年(1146年)，外舍生已达1000人，内舍生100人，上舍生30人，总数1130人，其规模虽远不及元丰、崇观期间，但已超过熙宁四年兴学之初及兴学之前的北宋太学规模。
南宋历朝皇帝都十分重视太学教育，为勉励和褒奖太学师生所采取的措施，也略异于北宋诸朝。这些措施大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更加重视视学释奠礼仪。
北宋历朝皇帝皆有幸学举动，以示尊师重道，倡明教化。但作为帝王幸学仪式中最为古老隆重的典礼——视学，迟至哲宗朝才举行过一次，徽宗朝一次，总共只有两次。南宋除年祚短促的光宗和几位末代短命的小皇帝之外，历朝皇帝都举行过隆重的视学典礼，以显示帝王对国子监太学的高度重视和国泰民安、文运隆盛的大治局面。视学期间，天子亲率文武百官会同太学师生，至国学大成殿释奠先圣先师，诏赞儒学，盛称兴学养士之德，并照例举行由国子祭酒或司业执经讲学的象征性仪式。讲经的内容，宋哲宗视学时讲的是《尚书?无逸》;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高宗视学，讲《易?泰》;而在南宋孝宗、宁宗、理宗、度宗诸朝视学，讲的则是《大学》、《中庸》。这一方面说明了程朱理学逐步占据南宋官学主导地位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太学所举行的隆重的视学讲经仪式，对全国教育具有政策导向的作用。南宋诸朝皇帝幸学释奠，照例都施恩典于太学师生，因而受到太学师生的欢迎。同时，天子视学，礼仪隆重，不仅对太学意义重大，对于全国教育也会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周密《武林旧事》卷八曾详细记录了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视学的完整过程：先期三日，仪鸾司及内侍省官，至国子监相视，八厢亦至学中搜检。次日，诸斋生员，尽行搬出学外安泊，各斋门并用黄封，学官予拟御课题(咸淳丁卯，出《辟雍扬缉熙赋》)，用黄罗装背大册，面佥云： 太学某斋生臣姓某供.以大黄罗袱护之，置于各斋之前，以备驾至点索。崇化堂后，即圣驾歇泊之所，皆设御屏黄罗帏，设供御物等。凡敕入宫门号，止于国子监外门;敕入殿门号，止于国子监内门;敕入禁卫号，止于崇化堂天井，谓之 隔门.除司业、祭酒外，其余学官、前廓、长谕，并带黄号，于隔门外席地坐，赐酒食三品，以俟迎驾。驾至纯礼坊，随驾乐部参军色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起引子，导驾至大成殿棂星门。礼部太常寺官、国子监三学官，及三学前廓、长谕，率诸生迎驾起居。上乘辇入门，至大成殿门降辇，有旨免鸣鞭，以昭至敬。閤门太常礼直官前导入御幄。太常卿跪奏称： 太常卿臣某言：' 请皇帝行酌献之礼'. 上出御幄升殿，诣文宣王位前，三上香，跪受爵，三祭酒奠爵，两拜，在位皆两拜，降阶，归幄。太常卿奏礼毕，陪位官并退。上乘辇鸣鞭入崇化堂，降辇，入幄更衣(上所至皆设御幄)。
礼官、国子监官、三学官、三学生并于堂下分东西立。次引执经官、讲书官于堂下东壁面西立。宰臣、执政已下北向立，閤门奏班齐，上服帽，红上盖，玉束带，丝鞋，出崇化堂坐。宰臣已下，宣名奏圣躬万福。御药传旨，宣升堂，各两拜、赞赐坐，分东西阶升堂，席后立。次引执经官、讲书官奏万福(官该宣名者即宣名)，两拜。次引国子监三学官并三学生奏万福，两拜，分引升两廊席后立。内宫进书案听宣，以经授执经官，进于案上讲筵内，承受对展经册入。内官进牙界方，舍人赞赐坐，宰相已下及两廊学官、生员应诺讫，各就坐听讲。讲书官进读经义，执经官执牙篦执读，入内官收撤经书，再以讲义授讲官，讲书官指讲讫，入内官撤书，堂上两廊宫并起分行，宰臣已下降阶，讲书官当御前躬身致词，北向立，两拜。御药降阶宣答云： 有制，谒款将圣，肃尊视学之仪，讲绎中庸，爰命敷经之彦，茂名彝训，允当朕心。 再两拜。御药传旨宣坐，赐茶讫，舍人赞，躬身不拜，各就坐，分引升堂，席后立，两拜，各就坐。翰林司供御茶讫，宰臣已下并两廊官赞吃茶讫，宰臣已下降阶，北向立。御药传旨不拜，引两廊官北向，各再拜讫，出。皇帝起易服，幞头上盖，玉带丝鞋，乘辇鸣鞭出学，百官诸生迎驾如前。
随驾乐部参军色迎驾念致诏，杂剧色念口号曲子，起《寿同天》引子，导驾还宫。在学前廊，并该恩出官诸出，各有免解恩例，余并推恩有差。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天子视学虽为太学盛典，并有助于彰明朝廷重视教育的意图，但同时也是一种劳民伤财、兴师动众的侈糜举动。特别是在咸淳年间，内有权臣贾似道的专横擅权，外有蒙古强虏寇边，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日暮途穷之中，而度宗却热衷于虚文缛礼，于国于民，并无实惠。
第二，由皇帝亲笔撰抄儒家经典，赐刻太学，并以此规定全国教育发展的方向。
宋高宗绍兴十三年至绍兴十六年(1143年～1146年)亲笔御书六经及《论语》《孟子》，赐太学，颂诸州学，并刻石立于太学首善阁及三礼堂廊庑。淳熙四年(1177年)，宋孝宗正式赐名《光尧石经》。《光尧石经》的颂刻，目的是为了结束教育领域中程、王之争所引发的对经学内容理解的诸多纷异，确定经学教育直师孔孟的宗旨，并为之提供范本。由帝王御抄石经，不仅北宋未见先例，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无疑也构成了南宋教育的一大特色。
第三，对太学诸生的覃恩增加。
中国历朝恩例，未有如宋代之滥;而太学推恩之广，尤以南宋为最。宋孝宗时，始创太学遇覃恩免解的法度，允许在朝清要官的牒期亲子弟作待补国子生，别号考校为牒试;太学生遇有期服亲任清要官，可更为国子生。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年)幸太学，谒先圣，推恩三学：前廊与免省试，内舍、上舍及已免省试者升甲，起居学生泛免一次。
咸淳七年(1271年)，以寿和圣福皇太后两上尊号，再次推恩三学，在斋生员并免解一次。南宋太学恩例的扩大，是朝廷重视教育，安抚人心的重要措施。但南宋太学恩惠流于过滥，嘉定十四年(1221年)，淮东制置司献上一个北宋玉玺，朝廷也下令太学、武学 通籍免解.理宗朝竟是既无庆典也滥行泛免，淳佑六年(1246年)因太学生员指责权相史嵩之的为人行事，宋理宗令史嵩之致仕，也让太学生员免解一次。这种滥行罢免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使太学教学与考试制度失去实际价值，并且严重败坏了士学风气， 致使太学诡冒成风，遂成奸弊之薮;祈恩趋利，尤开侥幸之门 (《雪坡集?癸丑廷对策》)。太学风气既坏，教学质量自然严重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太学诸生覃恩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不主要是为了刺激士儒读书进取的积极性。在权臣贾似道主政期间，为了笼络士心，擅行奸政，优学舍以邀誉，恩威并举，结果只是淆乱朝政，祸国殃民。对此，时人作诗讽刺： 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 (《齐东野语》卷一七)。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谈及此事时称：似道误国之罪，不可悉数， 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委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垢面敝衣，冬烘昏愦，以致糜烂渐尽而不可救药，此皆不学而任术，独远而讳言之罪也.显然，对于太学诸生的恩惠滥赏，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都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而不是真心实意办教育。
南宋太学体制的另一个变化，表现在太学生员及其考试制度方面。宋孝宗淳熙年间，为了扩大太学生员的来源，并为诸路州军解试落选士子提供再次入学深造的机会，规定从诸路州军解试落选的士子中按百分之六的比例，取入太学参加补试，称为待补生。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将待补名额降为百分之三，理宗又复为百分之六。实行待补生制度，扩大了士子读书仕进的机会，但充奸冒伪之弊尤重，请托贿求之风复盛，两学补试，学官多因亲故私交而徇私舞弊，故时人多有嘲谑之辞。
南宋太学的考试内容，由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确定了两科取士制度，北宋科举考试中经义与诗赋的长期争论告一段落，太学及州郡学校士子或习经义，或学诗赋，始有定向。
宗学教育的强化，是南宋中央官学的另一显著特点。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正式在临安创建宗学，确定了宗学大小学生员的名额和宗学教师的编制及宗学生应举考试的办法。宋代宗学教育从此形成定制。孝宗、宁宗、理宗、度宗诸朝又先后对宗学教育的内容和考试方法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宗学教育条制更趋于细密。宗学教育的加强，有助于改变宋代宗室子弟不学无术、专恃恩荫入仕而使官场更为冗滥的现象。
(二)地方学校的进一步加强
南宋地方学校既有北宋历次兴学的基础，又有相对稳定的偏安局面，再加以朝廷的重视和科举入仕机会的扩大，出现了持续发展和趋于稳定的势头。
南宋地方学校的办学条件，较北宋有较大的改善，朝廷也重视地方学校的教育经费问题。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诏令户部拨寺院绝产充为赡学费用。部分州县官员也积极扩建学舍，增补学用。据南宋学者叶适说： 今州县有学，宫室禀饩，无所不备，置宫立师，其过于汉、唐远甚! (《水心别集·学校》)但州县办学条件虽好，却无明确的办学条制加以约束和监督，因而出现了 无所考察，徒以聚食，士之俊秀者不愿于学 的普遍现象。
另一方面，南宋科举名额按人口比例较北宋录取人数更多，而且历榜进士人数大体稳定，并有太学得补一途再供选择，士子入仕之途较宽，州县学校自然兴旺。但南宋科举弊病较北宋更为严重，许多弊端的发生及其后果，大大不利于一般寒士和边远地区的应举士子，因而导致边远地区州县教育的衰落。诸如科举策问，多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发题，朝廷又禁止民间私藏国史、实录等书，唯公卿子弟因父兄之便得以窃窥，寒士无由悉知，自然多被黜落。类似的事例很多。但尽管如此，南宋地方官学仍较北宋熙、丰、崇、观兴学期间之外的诸朝设置普遍，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格局。
南宋地方学校体制的加强，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州学学官、生员人数增加。
北宋州学教授大体为只设一员，少数生员较多的州学设置两员，崇宁元年(1102年)州学普行三舍法，方规定学生300人以上，置教官二员(《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一五)。大观元年(1107年)规定学生太多的州学(如吉州、建州州学，人数均达千人左右)可添差教授二员，共三员，但学校最盛时，全国300余州，州学教授总数也为500人，不及每州州学平均2人(《文献通考·学校考七》)。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恢复各地州学后，即诏令诸州军学均设教官。景定三年(1262年)九月，诏诸路州郡增差教官，设经、赋各一员，每所州学设二教授，这个平均数超过北宋州学最盛时的教授人数。
南宋考试州学学官，绍兴十五年规定在六经中临时取二经，各出两题，要求被试者必须对六经做全面的准备，方能应付。而北宋考试州学学官，只试一经，后虽一度增试五经，但不久又诏试三经。两者相比，南宋州学学官考试经义，要比北宋难度更大。
南宋州学养士人数也有较大的扩充。以理宗朝的庆元府学为例，旧额生徒只有180人，经过重建修整后，人数剧增到三千余人，出现了 比屋诗礼，冠带云如 的盛况。州学的规模超过了北宋崇、观兴学的最高纪录。
第二，县学的设置更为普遍、完善。
北宋自庆历四年(1043年)始允许学者200人以上的县更置县学后，直到崇宁元年(1102年)方令天下诸县皆置学。但北宋县学设置尚有空缺，一是县学无专职教官主管学务，二是州治所在的倚郭县不另设学校。南宋自绍兴十八年(1148年)恢复各地县学后，又于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诏令设置各县学主学，专职主管县学学务，从此改变了北宋徽宗朝以来由进士出身的县官兼管学务的状况。县学教育形成了相对完整、自立的体系，并获得了持续稳步发展的客观条件。
此外，南宋州县学校还创置 “学宾” 制，以改进教育方法。绍兴中，朱熹主管同安县学，邀请本县一些学行皆优的士子入学，待以宾客之礼，以使生徒“ 睹其言行，得为矜式” ;进而始创学宾制，目的是为学生树立榜样和表率。南宋后期，得到朝廷的认可和推广，并专设州学学宾一职(参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褒赠伊川》)。朱熹所创的学宾制，实际是秉承了二程的意旨。早在北宋熙宁初，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时便向神宗上书，请求朝廷设置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贤，以招贤养才，观化天下。程颐在元佑年间参预修订太学条例时，则明确提出在太学设置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不独为学者所矜式而奉为楷模，且为 长贰之为教 (《河南程氏文集》卷七《回礼部敢问状》)。在《论礼部看详状》中，他进一步强调太学设尊贤堂、待宾斋的意图： 谓道德之士，一见其人，足以矜式，一闻其言，足以兴起，得其一至，犹足为益，况淹久乎? 但程颐的主张被礼部驳回，并未实施。作为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朱熹亲身实践二程的办学思想，从一县一地的学校做起，最终被朝廷认可而推广于全国，这反映了理学教育思想在南宋教育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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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