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城市
二里头考古队驻地就在二里头村的南面，门口对面是一座汉朝大墓。站在考古队二楼的平台向南眺望，是广阔的玉米地。收获的季节即将到来，“青纱帐”密密实实的笼罩在豫西大地上。这块开阔的玉米地正好处于二里头、四角楼和圪垱头三个村子之间。玉米地之下，是中国最早王朝都邑的遗址，这里埋藏了中国文明形成的秘密。
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二里头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却长期处于沉寂中。
最早出现在二里头的，是仰韶文化晚期和随后龙山文化早期的几个小聚落。在龙山文化聚落荒废后数百年，大概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新的移民开始进入。二里头的时间跨度并不长，从公元前1800年到1500年，只有约300年的时间。
二里头崛起的速度非常快。最初的聚落区域就超过了100万平方米，似乎已经发展成伊洛地区乃至更大区域的中心。如此迅速的人口聚集，只能解释为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
墓地的格局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二里头遗址罕见统一安排死者的公共墓地。发掘出土的墓葬遍布各处，有宫室之内，也有居所近旁、房基甚至路面之下。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把生与死做严格的区分。人类学家认为，一个为死者所专有的、界限明确的规划区，表明这是一个具有直系血亲体系的社会共同体。较之二里头更早的聚落遗址，或更晚的安阳商都殷墟都存在着明确的宗族墓地。对于这种传统，二里头似乎是一个特例性的中断。因此，许宏认为，二里头遗址缺乏规划性的墓地，可能意味着此地居民间彼此缺乏直接的血缘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二里头的初期就是中国最早的大规模移民城市。这也暗合了二里头文化的融合性——跨越了不同的地理单元，涵盖了南北两大农业系统，聚集了不同的祭祀信仰。墓葬与房屋的不断更迭，意味着人口在频繁移动。“这些早期的移民是来自众多不同的小型血缘集团，而在他们上面并没有联系所有都邑社会成员的血亲纽带，同时他们又聚集并受控于一个城市集合体”，许宏说。
都邑人口的复杂化，既是社会复杂化与频繁文化交流的结果，同时也是创造新文明的重要人力资源。据一些学者推测，二里头的人口可能已经有2万多人。
有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在很短的时间内，二里头的面积扩大到了300万平方米以上。他们首先规划建造了4条大道，呈井字形交错。保存最好的东侧大路已知长度近700米，大路一般有10米宽 ，最宽处甚至达20米，比现在4条公路车道还要宽一些。
这四条道路的时间贯穿二里头始终，它既是交通的孔道，又分割出不同的城市功能区。虽然只是简单不过的四条路，但却是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
“井”字形道路的中心是12万平方米的宫殿区，这个长方形的区域几乎为正南正北方向，只是略向西北方向偏6度。这样的南北走向的方正格局，主导了后世宫室建筑的基本形态。
宫殿区最初有两座大型建筑，都集中在了东部。其中一座长逾百米，包括了3重庭院。中国土木建筑由于材料的制约，很难向上层空间拓展，而只能靠平面扩大空间，于是便形成了多重院落的格局。二里头最早期的宫室建筑，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特点。
宫殿区的南侧，大路的对面，是手工业作坊区，包括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有趣的是，最早的一段夯土墙并不是建在宫殿区，而是建在了作坊区。尽管目前还没有发掘出这段夯土墙的全部，但段夯土墙很可能已将作坊区围合了起来，成为封闭空间。也就是说作坊区的地位，甚至高于作为政治中心的宫殿区，是国之禁地。而当时，青铜器和绿松石制品都是祭祀的礼器。由此可以推测，这个手工作坊区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官营作坊——“工城”。“它是中国最早的高科技产业基地”，许宏说。
这种格局意味着，当权者不但已经垄断了礼器制品的生产与分配，而且礼器的安全性与私密性甚至高于权力机构。早在二里头时代的初期，“礼制”及其背后的等级关系、权力系统便具备极高的地位，属于最高层次的意识形态。
在完善了作坊区的建设后，井字形道路的内侧，环绕宫殿区的宫墙也开始建立了起来，于是宫城出现了。宫墙东西长360米，南北长290米，墙的厚度在两米左右，采用版筑方式建造，即在夹板中填入泥土夯实。这一建筑方法现在北方农村仍在使用。
接下来，宫城内部开始大兴土木。原来最早东部建筑被废止，新的大型建筑沿东西两路展开，形成了中轴对称的格局。这也是迄今为止所知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
从整体都邑布局看，也存在一条中轴。宫城居中，北面是祭祀区，南面是手工业作坊区，三大区块同样是沿一条轴线展开。《吕氏春秋.慎势篇》中说，古代国家“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从考古发掘看，以轴对称而“建立中立极”的方式，在二里头都邑规划中已经确立了起来。这也是此后王权至上的政治性城市的重要特点。
二里头的布局、方位与“中极”的建立，都显示出极强的规划性。它绝不是因生计的需要而随意展开的。这也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显著特征。
日本学者伊东俊太郎认为，全球历史上第一批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王权城市，是权力中心所在，目前还找不到靠纯经济和贸易起家的城市，中国的早期城市也不例外。
政治空间
经过多年的发掘，考古学家为我们重建了这座宫城的宏伟格局。尽管二里头宫城的面积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但它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殿的鼻祖。时隔近4000年，但今天看，其规模、形制仍旧令人叹为观止。就像《史记·高祖本纪》所记载的，萧何为刘邦建造未央宫时，其理念就是“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在这个意义上，宫殿就是王权至上的外在形态。
宫城之内，西路建筑的主体是巨大的1号宫殿，它就建立在大型夯土台基上。建筑由主体殿堂、四周围廊和围墙、宽阔的庭院和正门门塾等部分构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布局严谨，主次分明。
从工程量看，1号宫殿的修建无疑是一项国家工程。
整个高台基的面积就有1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足球场大小。建造程序是：先整治地基，挖1万多平方米的大坑，有的地方深达3米以上。然后将所有低洼地块用成捆的木棍逐层(每层仅厚5-8厘米)填土夯实，平整地面，最后夯筑出高出地面的台基。如果按照夯土总量2万立方米计算，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仅夯筑一项工程就需要耗费20万个劳动日。假设每天安排1000个劳动力，也要200天才能完成。
而宫殿的总工程还包括设计、测量、下挖基槽、取土、运土、人工夯筑、垫石、筑墙到盖房等多种工序，再加上管理和后勤，其所需劳动日数当以数十万甚至百万计。这也显示二里头社会的巨大动员能力。
主体殿堂位于庭院台基的北部正中，建立高台之上。宫殿坐北朝南，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面积900多平方米，木骨泥墙，大的柱子直径有30公分。统治者在这里面朝南方接受臣民的觐见，如孔子《论语.为政》所说：“为政以徳，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主殿距离南大门约70米，堂前是平整宽阔的庭院，面积约5000平方米，可容纳上万人。
宫殿的正门在南庑的中部，对应主体殿堂，纵观有3条门道，每条门道宽约2.5-3米。专家推测正门应是一座高大的，带有门塾的穿堂式大门。这种形态奠定了后世宫门的基本格局，直至清代晚期。
一般认为1号宫殿是统治者进行祭祀活动，发布政令的礼仪性建筑，但究竟是朝堂还是宗庙，抑或是别的建筑，还很难判定。
东路的核心建筑是2号宫殿，格局与1号宫殿相似，面积不足前者一半。但其布局方正规整，注重对称，功能上可能与1号宫殿不同。一些学者认为它应该是宗庙建筑。
二里头宫殿类建筑的主要特征，在于营建出一种“中心放射”结构。由廊庑环绕的闭合内室，既是被隔离的所在，也是被投射的对象。整个建筑体现出刻意为之的对封闭感和纵深感的追求。
廊庑使宫殿与外界隔开，形成一个独立、封闭的空间，在廊庑之外只能看见高大的宫墙，却无法了解内部的细节。这一隔绝造成宫殿建筑的威严和神秘感。倘若进入宫中，从庑进入内室需要经过漫长的甬道来跨越中庭，参见者需要在行进一段距离后，才能逐渐靠近神圣的权力核心。空间的延展刻意营造了一种复杂的心理氛围：神秘、向往、紧张、压抑、凝重。而个人在庞大的权力系统下，显得格外渺小。
从二里头时代，宫室建筑已经营造出了相对成型的政治空间。“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是不让看，账本、宫殿、地图都不让看。政治的运作是隐蔽而神秘的，而不是开放的，是不可参与的。表现在政治空间上，就是高墙、围合、封闭、高台、中轴对称的形态，经历代王朝不断演绎，发展到极致便是明清紫禁城。中国传统政治空间的核心特征，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的二里头，就已然形成了”，许宏说。
那么宫殿之内的政治结构又是怎样的呢?《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左右大监、风后、力牧等是什么职务，语焉不详，似乎没有明确的分工。
但到了尧舜时期，一人之下，有四岳、十二牧，似乎是协助尧舜掌控全局的官职，再以下有掌管土地的司徒、掌管手工业的司空、负责农事的后稷。至于士、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可能是身份更低一些的负责更具体事物的官员。尧舜之时，还作刑法、设军队、征四方等。从文献上看，似乎在“夏”或二里头时代之前，已经形成一套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
但目前从考古发掘上还无法复原早期国家的政治体系。二里头目前还没有找到一座王级别的大墓，没有找到权力的顶层人物。研究者怀疑，是否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不存在这样的顶层，或者说没有绝对的王?在其后的二里岗文化也没有找到王墓。有学者分析殷商时期的金文和甲骨文，发现商朝也可能是几大氏族轮流执政的形态。关于帝国产生前的政治模式仍旧是个未解之谜。
